古代犯罪后,都是秋后问斩,为什么一定要在秋后问斩呢?

据《礼记·月令》记载:“凉风至,白露降,寒蝉鸣,鹰乃祭鸟,用始行戮。”汉儒董仲舒《春秋繁露》认为,“王者配天,谓其道。天有四时,王有四政,四政若四时,通类也。天人所同有也。庆为春,赏为夏,罚为秋,刑为冬。”庆、赏、罚、刑为帝王的四种执政行为,要与四季变化相适应。春夏应该行赏,秋冬才可行刑,此即后来所说的“秋后问斩”。但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并不是董仲舒,《礼记·月令》中已有仲春之月“毋肆掠,止狱讼”和秋天“用始行戮”的说法,只是董仲舒将其上升至理论高度。

汉儒董仲舒《春秋繁露》认为,“王者配天,谓其道。天有四时,王有四政,四政若四时,通类也。天人所同有也。庆为春,赏为夏,罚为秋,刑为冬。”庆、赏、罚、刑为帝王的四种执政行为,要与四季变化相适应。董仲舒认为,春夏应该行赏,秋冬才可行刑,此即后来所说的“秋后问斩”。

选择秋天行刑,汉魏时一般在霜降以后至冬至之间;隋唐及以后,一般选择在秋分至春分之间。唐《狱官令》规定:“从立春至秋分,不得奏决死刑。”如果违反这条规定,“徒一年。”《大明律·刑律·断狱》“死囚复奏待报”条也规定:“若立春以后、秋分以前决死刑者,杖八十。”

汉代法津规定,刑杀只能在秋冬进行,立春之后不得刑杀。唐、宋律规定:从立春到秋分,除犯恶逆以上及部曲、奴婢杀主之外,其他罪均不得春决死刑。清代规定,经朝审应处决的犯人,也需在秋季处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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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汉时期行刑的时间在农历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月,到了唐代,死刑执行的时间定在十、十一和十二月。唐代这一规定一直为后世采用,直到清末。

“秋分”节气之后可以处决死囚,但“秋分”这天是不能行事的。崔寔《四民月令》引《千金月令》称:“秋风之日,勿杀生,勿用刑,勿处房帷……”

秋后问斩的意思最早来自《礼记·月令》记载:“凉风至,白露降,寒蝉鸣,鹰乃祭鸟,用始行戮。”

东汉章帝刘炟十分赞同董仲舒的观点。据《后汉书·肃宗孝章帝纪》元和二年刘炟下诏称:“王者生杀,宜顺时气。”古人认为杀生不能“逆时”,秋冬是肃杀凋零的时候,行刑是“顺时”。秦汉时期曾明文规定,除“决不待时”的重刑死囚外,其他死刑犯,只能在秋冬时节行刑。

如果审核时间稍长,即便皇帝勾决但行文到达已超过冬至,也不能执行,应决罪犯须关押至明年再执行(第二年还需再次夏审)。而如果三司夏审过程中有两个机构不通过死刑,则案件发回重审。

●文化渊源

问:古代犯罪后,都是秋后问斩,为什么一定要在秋后问斩呢?

在明清的律法中,死刑被分为立决(立即执行)和秋后决(秋后执行)两种,惯称斩(绞)立决/监候。

我国历史上,有关“秋冬行刑”的记载,最早见于《左传・襄公二十六年》。而关于刑杀与时令的论述最早见于《礼记・月令》“仲春之月……毋肆掠,止狱讼”。

一是顺应天时,兴万事依时节

古代中国智慧的先民很久就发现了季节时令变化对耕作、生活的影响,所以很早就制定了历法,还有中国特色的二十四节气,特别西汉董仲舒倡导独尊儒术后,他就创造性地提出了“天人合一”理念,古代帝王又都自称天子,代天牧民,那他自然要尊重时节变化。而“天有四时,王有四政,庆、赏、刑、罚与春、夏、秋、冬以类相应”,每个季节都有相应的国家大事,而秋冬则是用来组织刑罚。并且秋天,万物开始凋零、天地一片肃杀,正是生命终结的时候,这个时候用来终结犯人的生命,不会违背天和。

凉风至,白露降,寒蝉鸣,鹰乃祭鸟,用始行戮。

——《礼记·月令》

西汉中期儒学春秋公羊派大师董仲舒(前179~104)继承儒家“天人合一”的思想,创造出一套“天人感应”的迷信学说。他认为,“天有四时,王有四政,庆、赏、罚、刑与春、夏、秋、冬以类相应”。天意是“任德不任刑”,“先德而后刑”的,所以应当春夏行赏,秋冬行刑。如果违背天意,就会招致灾异,受到上天的惩罚。从此,“秋冬行刑”遂被载入律令而制度化。

●秋后问斩

其实,西周时就有秋冬行刑的说法,汉代形成惯例,死刑须在霜降到冬至间执行。

皇帝御笔选中的死刑罪犯,层层传达到州县执行死刑。这个过程叫秋决。

县州判决死刑,上报府道,转省按察使,汇总上报刑部。每年夏季,刑部、都察院、大理寺官员进行死刑案件的集中隔离审核,三司共同审查全部卷宗,一致认定应判死刑后(斩立决、绞立决)才共同签押呈递皇帝勾决。这个过程称夏审。

在这里,秋后处决是被用于与立即执行相对的一种缓期执行方式。明清的法律条文里都注明了死刑案件(称为真犯死罪)是立决还是秋决。相比中国古代其他封建王朝,明清两代是唯一进行这样分类的朝代。因此,这种秋后处决制度也被看做是当代死刑缓期执行制度的起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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